新闻工作者的心理防线都是被什么给击破的？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媒派”（ID:quanmeipai），作者：史凯迪，36氪经授权发布。

尽管新闻工作者的心理健康问题已经不是新鲜事，但过去一年以来，随着国外疫情的持续，不少媒体网站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布一些与记者心理相关的文章。

谈及记者编辑们的心理问题，国内和国外有一些差异，同时也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都要追着热点跑，都有可能因为一篇稿子或一条视频处理得不好而被骂，都要不定期经受着找不到题、写不出稿的焦虑与痛苦。

5月25日正好是“心理健康节”，初衷是引导学生群体关注心理健康和心灵成长。5·25的谐音即“我爱我”，这句话同样适用于顶着压力奋战在文字和音视频背后的新闻工作者。

全媒派（ID：quanmeipai）又双叒叕将目光聚焦于新闻工作者的心理健康，重点编译和盘点了这两年国外记者编辑们的主要心理压力来源，以及新闻工作者究竟应当如何度过心理的至暗时刻。

疫情之下，心理阴霾

新冠疫情期间，许多新闻工作者都经受着焦虑、抑郁、倦怠、睡眠不足与饮食紊乱等身心折磨。繁重的疫情报道任务带来的是难以承受的精神高压，极大地考验着每一个记者的心理承受能力，同时也对行业协会、媒体机构提供心理健康援助的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路透社一项研究表明，许多参与报道新冠疫情的记者均表现出了明显的焦虑与抑郁迹象；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一项调查指出，有超出75%的女性新闻从业者在疫情期间感到压力的显著增加，并且有一半的人认为“繁重庞杂的报道任务”是造成压力的主要原因。除了激增的报道任务，内心深处的道德压力也可能成为压垮新闻工作者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

还有记者表示，自己这次不再能像以往那样置身事外地做一个冷静、客观的记录者，因为自己当下正在报道的疫情新闻与自己本人、朝夕相处的家人、亲密无间的朋友都息息相关。这些他们亲笔写下的种族歧视、经济下行、疫情肆虐的报道，不仅仅只是“我们”在报道“他们”的故事，而恰恰也是“我们”自己当下正在经历着的糟糕的一切。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记者会坚持顶住心理压力，尽力保持专业性的克制与冷静完成报道任务，但有时这样艰难产出的报道反而引发了公众的不信任和对立情绪，众多复杂情感的冲击下，许多记者招架不住，只能陷入抑郁情绪的漩涡。另外，疫情带来的经济低迷也让许多新闻工作者深陷失业恐惧中。

这些调查结果表明：政府部门、记者协会、媒体管理层有必要为新闻工作者提供更多心理健康援助与支持，从而缓解他们在疫情报道中及之后所经受的心理与精神方面的伤害。

不过，心理问题显然无法完全归咎于疫情，这其实是该行业里的老问题。在全媒派2020年发布的一篇研究媒体人与抑郁症关系的文章中，几位国内媒体人或自由撰稿人都提到了在采访得不到突破、同题落后、陷入纠葛或深入见证了一些负面事件时的情绪困扰。在国外，这种情况同样存在，即负面情绪与心理创伤往往是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逐渐积累而成的。

共情者的代价：替代性创伤

Jack Herrera是一名自由撰稿人，也是Politico Magazine的特约编辑。在去年的一次心理治疗中，当治疗师告诉他“在经历替代性创伤”（一种与创伤幸存者相处后表现出的继发性创伤症状），这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心理真的出现问题了。

他过去一直将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精力都用在了报道难民与移民的故事上。因为报道主题的特殊性，他会长年累月地与那些经历过暴力与不公正待遇的人们进行深度而密切的接触，而富有同情心的天性又会让他对这些苦命的人们所经历的苦痛与挣扎感同身受。

“我根本做不到看着人们经受苦难却冷漠地置身事外——因为新闻采访的过程绝不是记者只用静静地听别人讲述自己的故事，并且只把这些人看作自己即将引用的某个信息来源。因为我无比清楚地知道：我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可用的信息来源，并且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就是这个正在与你交谈与相处的人，正处于绝境与危险之中。”

达特新闻与创伤中心统计了曾经接触过创伤事件的记者比例，统计结果显示一共有80%-100%的记者接触过事故、战争、灾难、暴力等创伤事件或场景。而不断接触创伤或者与经历创伤的人相处会让他们逐渐积累起精神压力与负面情绪，那些天生善于共情的记者们更是深受其扰。

此次的新冠疫情之所以让许多新闻工作者在心理与情感上不堪重负，很大原因是由于它造成了一个持续的、反复的新闻周期，记者与编辑们每天接触的新闻都充斥着沉重而悲伤的死亡或其他负面信息。

他们不断地积累着这些负面新闻给予的糟糕心境，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下一轮采编工作中，像是陷入了一个没有出口的恶性循环。负面新闻层层叠叠环绕起的绝望牢笼之下，许多新闻工作者们犹如疲惫不堪的困兽，在精疲力竭之后只能选择默默离开。

从网络暴力到死亡威胁

对于新闻工作者们的侮辱与伤害近年来也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英国的一名记者透露，在近18个月内有8名同事陆陆续续因为每天遭遇网络暴力而离职。不仅记者人才在流失，编辑们也会从网上收到死亡威胁，有人会人肉搜索他们的地址、电话、邮箱、家人信息然后挂在网上。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往往比男性遭受了更频繁也更严重的伤害行为。电视新闻从业者Sardarizadeh透露，他的7人团队中有4名男性3名女性，尽管他们在工作中做着一样的事，但女性所遭遇的伤害要更加严重。他还提到，有一名20岁出头的女性同事甚至还遇到上班路上有人在路标上写下“我们正在监视你”的情况。

并且，Sardarizadeh团队所报道的对象就是那些持有较为激进和极端观点的人，所以他们团队遭遇的侮辱与伤害仍然在不断升级。虽然记者的确是一个容易遭遇误解与批评的职业群体，但他认为某些人的所作所为已经超越底线。Sardarizadeh无奈地表示：因此，新闻业优秀人才正在严重流失。

边缘群体记者的特殊困境

在整个行业深陷精神健康危机之时，那些属于有色人种或其他边缘性群体的新闻工作者们也因为自己的身份因素而遭受着更复杂的心灵困境。

Anna Kook是一名来自韩国的制作人，她主要做与亚裔美国人社区相关的报道。近年来，种族主义对于亚裔美国人群体的敌意与攻击愈演愈烈，Kook本人也曾经在地铁上遭到过种族歧视，这些不快的遭遇让她更加坚定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讲述故事的决心：“我只是觉得，如果我保持沉默，如果我不继续报道亚裔美国人群体，那么就没有人会去做这件事了。我会感到做这件事是我的责任。”

但这一选择给她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每当她在制作视频报道时，她必须反复循环播放并观看含有肢体与语言暴力的影像片段，比如硫酸袭击、种族歧视的侮辱与咒骂等。作为新闻工作者的Kook没有办法刻意避开这些影像，因为职业层面的专业考量告诉她：“人们遭受的攻击越极端、越频繁，那么这样的信息就更有新闻价值。”

位于洛杉矶的黑人独立记者Lexis-Olivier Ray在报道流浪汉议题以及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活动时也经历了类似的心路历程。他经常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并且觉得自己还应当为这些人们付出更多。去年夏天，争取种族公正的抗议活动行至高潮之时，他往往会工作到凌晨2点甚至3点，然后只休息短短的几小时就立马开始新一天的连轴转。

Ray也曾因为自己的黑人身份在报道时被警察袭击，他不得不选择暂时停下报道休整自己。这一选择让Ray陷入了新的纠结与痛苦，“就这么放弃报道选择离开，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参与抗议活动的报道会让我充满能量与激情……我无法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像自己这样的人被暴力对待、被警察杀害，而什么都不做，这对我来说太难了。”

一个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

尽管早在疫情发生之前，记者与编辑们就已经在自己日常的职业经历中与内心的焦虑、痛苦、自疑等负面情绪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缠斗，但在明面上，心理健康问题其实仍然是新闻行业的一个“禁忌”话题。

这种情况在国外比较显著，那么究竟为何一些新闻工作者们会对自己当下正遭遇的苦难选择保持沉默？

可以试想一下，假如一位记者对外界承认了自己正在遭受某种心理不健康状态的困扰，其往往会就此失去承担重要新闻选题的机会，以及被同事与上级领导等认为是较脆弱的、缺乏能力的、不够坚韧的，因为这与职业记者应当表现出来的专业、克制、冷静、理性等特质格格不入。

可想而知，在精英氛围浓厚的新闻行业，那些职业自尊心与认同感较高的记者与编辑往往会选择“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不愿意对外承认与倾诉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尽管有时他们已经被折磨得心神不宁、神经衰弱、疲惫不堪。

而对于新闻媒体来说，要解决记者们的心理问题则意味着工作进程的推迟、运行成本的增加、岗位职责的替换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机构对类似问题的处理。

Hannah Storm是一名新闻记者，同时也是一名积极的心理健康倡导者。她指出了当下这一困境的症结所在：“传统观念中，人们往往认为记者都应当具备极强的适应能力，但我认为我们不应当秉持这种一成不变的僵化观念，这种观念的转变非常重要。因为传统新闻行业一直将‘承认自我的脆弱性’视为一种无能、反常的个人‘问题’，这种观念深深地束缚了新闻工作者们，让这些深受心理问题困扰的人们一直无法坦诚地面对与承认自己的脆弱。”

另外，心理援助资源的匮乏也让新闻行业的心理不健康状况日益恶化。接受路透社调查的记者中只有一半多的人曾经接受过专业的心理咨询，可想而知，对于那些小型媒体的记者或自由撰稿人来说，他们获得专业心理援助会有多难。

新冠疫情的肆虐一定程度上反而将新闻工作者从“难以启齿”的困境中解救了出来。在疫情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主动谈论起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并且也有更多人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开始向身边人倾诉自己正在经受的心理与情绪困境，并且寻求他人的帮助。

面对这一变化，Storm欣喜地表示：“我在新闻业已经工作了20年，此前我从未见过这个行业里的人们对于心理健康表现出如此浓厚的兴趣。近年来，新闻行业里有越来越多的人在与心底的焦虑作斗争，媒体管理层也开始逐渐意识到我们急需解决新闻工作者的心理健康问题。所以人们能够逐渐抛弃顾虑，开始愿意谈论心理问题，这一切意义深远。”

至暗时刻，如何度过？

积极自救，建立屏障

遭遇心理危机的新闻工作者究竟应当如何度过那些无比艰难的至暗时刻？——积极自救、进行自我心理调节是第一步。

记者Karen Ho向我们分享了她的心态调节策略。首先，不要一直漫无目的地逛各种社交媒体，感到疲惫的时候就关掉APP去睡觉。其次，专注做一些事情也能够帮助我们抵御负面情绪，比如锻炼、做饭等。就这样每天投入地做一件小事，一次只做一件事，专注其中，感受当下生命的美好与治愈。

除此之外，在内心里建立起恰当的“心理屏障”也会有效将新闻工作者从情绪旋涡中拯救出来。那些共情能力过强、正在与替代性创伤作斗争的记者们尤其应当学会这样的思考方式。

Herrera提到，当在报道自己非常关心的议题时，他就会时刻告诉自己：“没有人能够凭借一己之力就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但我确确实实在为解决问题出力。我会认真地、尽力地完成我的报道任务，这就是我能够为这些人做的事，也是我应该做的事。”

为自己建立“心理屏障”，清晰界定自己在这件事中应当尽到的一份责任，这种思考方式能够让记者们始终保持思路清晰，保护自己不被报道对象所带来的负面情绪过分困扰。

信任同事，互帮互助

在必要的时候，依靠同事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Kook本想继续报道警方开枪打死19岁亚裔美国男孩Christian Hall事件，但之后她决定先把工作的事情放一放，开始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Kook说：“这次我决定先停下脚步，休整一下，把报道的事从个人生活中放一放。把这次的报道任务交给我的同事，并且信任他们可以做好这个报道。”

记者群体内的社会团体也能够建立起互帮互助的安全网，比如亚裔美国记者协会、黑人记者协会等这样一些组织，还有一些非正式的小组聊天活动也能够让记者释放自己的负面情绪，寻求恰当的群体支持。

未雨绸缪，组织担责

新闻媒体机构理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主动地为新闻工作者提供心理健康培训，而不是等着记者们向他们寻求帮助。

“我们从来不会把那些没有防弹衣的人送上战场，并且对于那些即将走上战场的人来说，身体安全培训十分必要”；那么同样，对于记者来说，把他们送到各种可能伤害他们心理健康的场景之前，对他们进行心理健康培训也同样具有重大意义，从组织层面帮助他们穿上“情感防弹衣”是新闻媒体机构应当负起的责任。

媒体机构也应当对于可能存在的风险未雨绸缪。在将记者派遣到冲突、灾难、战乱等典型的高压环境前，做好风险评估是非常必要的。媒体机构应当积极主动地与记者们深度沟通，了解他们的工作困难，重视他们在各种糟糕情境下的想法与需求，让他们对即将要承担的工作具备基本的心理预期。

在做好充分的信息收集与深度沟通之后，新闻媒体应当为这些在新闻现场“冲锋陷阵”的记者们提供相应的设备工具以及个人保险，来最大程度地确保他们的安全。总而言之，媒体机构应当确保为记者提供“从出发前到返回后”全过程的组织支持。

“情感防弹衣”的制度性建立将对新闻业的发展大有裨益，因为组织资源将充分投入到增强记者们的适应能力、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培训心理健康知识等处，并在全行业各层级都建立起一种全新的、更为健康的职业文化。

这种基于信任与包容的文化将为新闻工作者们提供一种更为友好与自由的职业空间，他们或许不再羞于谈论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而是愿意主动分享自己与心理问题抗争的经历，从自我、同事、组织获得多元化的援助与支持。这才是健康的新闻职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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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从业者的心理健康问题，可能也普遍存在于各行各业，你在工作或学习中是否也会遭遇一些心理上的“至暗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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